一名优秀共产党员——记党的好干部高绍盛 高绍盛，1945年生，1965年毕业于吉林化工学校，历任教师、共青团吉林市委和市委工交部干部、市委书记秘书、市委办公厅处长、市监察局副局长、市信访办主任、市政府副秘书长、市人事局长、吉林造纸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等职。十几个岗位，39度春秋，他始终对党的事业满腔赤诚，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，对自己清白自守，一尘不染。他党性坚强，人性淳厚，工作出色，热爱生活，犹如一团燃烧的火焰，他周围的人，无不受他感染，为他感动，感受到他的无私、进取、质朴、高洁的精神境界。 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1965年6月27日，刚刚进入20岁、还没有走出校门的高绍盛，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：“我要忠诚党的事业，一辈子跟党走，做彻底的革命派。”在几十年的漫长生涯中，他毫无愧色地实践了当年的誓言。 他的老伴王淑珍说：“绍盛这一辈子，是一切听从党的安排，从没为自己打算过。”的确，无论是从市委书记秘书转任文稿撰写人员，从做了大量优秀开创性工作的信息处长转接摊子大、情况复杂的行政处，还是从专司纠察他人过失的监察局到谁去了都头疼的信访办，他都痛痛快快地服从组织需要，从没皱一下眉头，讲一句价钱。 1998年初，具有24亿固定资产、16000名职工的吉林造纸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和吉林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面临困境，产品积压，陷入半停产的状态。为了扭转被动局面，市委、市政府准备在派去一个新的总经理的同时，再物色一位德高望重、处事沉稳的党委书记。几经比较筛选，最后将目光投向了市人事局长高绍盛。在当时的吉林市，人事局长和造纸集团党委书记这两个岗位的落差之大，外人几乎难以想象：前者是重权在手，众人仰望，他人有求于己；后者是巨债缠身，八方求援，到处看人脸色；前者月工资1000多，后者每月借支700元，还不能按时发放。况且，高绍盛此时在人事局正干得风生水起，有声有色，得到省和国家人事部门的高度评价；而困难国企是他全然陌生的领域，风险性极大，一旦衰落下去，个人的境遇会一跌再跌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很多朋友和同事都纷纷给高绍盛打电话：“造纸厂是个烂泥潭，你可不能往下跳啊！”老伴含着眼泪劝他：“你都快退休的人了，还从没在企业干过，咱们不去，你就听我这一回吧。”两个女儿也坚决反对老爸到那个出了名的老大难单位去“遭罪”。高绍盛不为所动，耐心地做老伴和女儿的工作：“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在组织的需要面前，只有向前站、没有向后退的理。再说，作为一名领导干部，我以前净说服教育别人了，这回轮到自己身上，怎么能‘拉松套’呢？”这样，当市委书记、市长共同找他谈话，征询他的意见时，他毫不犹豫、二话不说地接受了任务，令两位领导都颇感意外。同时，他还不顾经济上的损失，婉谢了他将人事关系留在机关的关照，带上自己的干部和工资介绍信去公司报到。他的解释是：“我去，就要破釜沉舟，切断自己的后路，这样，公司的职工才能相信我，我说话才有底气。” 困难国企事事难。在吉纸公司资产重组过程中，要将数千名职工办理内退和进行剥离。一些同志思想不通，有的也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具体困难，纷纷来找公司领导，提出种种要求。高绍盛总是以极大的热情，耐心地向职工讲清企业改革的具体思路、相关的优惠政策和未来的发展前景，释疑解惑，进行疏导和安抚。对一些职工提出的应该解决的实际问题，他从不推托，常常是有一分可能，做出一百分的努力，一次次地到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保、供热、供气、供水等相关单位呼吁协调，向市领导求援，不解决问题不罢休。 少数工人因要求得不到满足，情绪激烈，有的对他出口不逊、推推搡搡，甚至占领他的办公室，提出要上街游行和阻断交通。他冷静耐心地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，宣讲有关法规，说明有理不能闹、无理更不能闹的道理，引导职工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，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，解决问题。为此，有的工人称他为“消防队长”，有的说他是“千锤百炼，久经考验”。公司党委副书记徐占延深有感触地说：“高绍盛总是将难办的事、缠手的事揽在自己身上，从来听不到他说‘这事我不管，你找总经理去’，或者‘这事厂里解决不了，你找市政府去’。我觉得，高绍盛同志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党分忧、坚守阵地的好战士。”也有人曾经问过高绍盛：“从位高权重的人事局长到忍辱负重的困难国企党委书记，你后悔不后悔？”老高很干脆地回答：“我不后悔。人生百味，尝尽酸甜苦辣，才是完整充实的人生。再说，这是党的工作，总得有人去做。” 在高绍盛心目中，党的事业高于一切，个人再大的事情也是小事。他的大外孙眉清目秀，绝顶聪明，三岁就能玩电脑游戏，被高绍盛视为掌上明珠。但是孩子不幸得了白血病，医生说还只能有6个月的生存时间。2001年12月下旬，重病中的外孙对他说：“姥爷，我想让你给我过一个圣诞节。”他对孩子的要求特别上心，提前几天就买了圣诞树、小灯笼，还买了个声控自动人玩具，准备到时候给孩子一个惊喜。到了圣诞节这天，孩子从清早就让妈妈给打扮齐整，说：“姥爷今天要给我过圣诞节。”可是，晚上全家人都到齐了，高绍盛还没回来。孩子一次一次地伸头向窗外望，七点钟、八点钟、九点钟过去了，快到半夜了，还不见他的踪影。打电话，不在办公室；打手机，无法接通，孩子脸上挂着泪珠睡着了。老伴以为出了事，心急如焚地同小女儿、女婿赶到厂里，东打听，西打听，找到了新建的吉纸职工住宅区。原来这些新建的住宅因资金紧张，水、电、热尚未解决，迟迟不能交工，职工不能按时入户，几十个工人找到高绍盛讨说法。他为了平息工人的情绪，答应与大家一起过圣诞节，一直在苦口婆心地做工人的思想工作……事后，老伴说他：“这是外孙子的最后一个愿望了，你就忍心？”老高心情沉重地回答：“我是企业的党委书记，那里是我的岗位啊。”从小外孙生病到离开人世，他尽量不耽误工作，厂里多数职工不知道这件事。 2004年2 月下旬的一天，高绍盛接到大哥的电话：八十八岁的老母病危，要他放大一张遗像，尽速赶回四平家中。老高是个孝子，他满含悲痛洗好照片，正要起程时，公司又来了一件急事，必须由他赶去沈阳市协调解决。怎么办？他想了想，什么也没说，怀揣母亲的遗像，陪同兄弟企业的领导登上了去沈阳的汽车。当他经过一天多的紧张洽谈将事情理出头绪后，连夜赶赴四平，深夜两点到了家，此时老母亲已经阖上了盼望儿子的双眼。老高恸哭不已。他老伴说：“我和老高一起生活几十年，头一次见到他这样哭。” 对人民群众真情实意 熟悉高绍盛的人说，他的最大特点，是对普通群众有一份发自骨子里的真情，有一份深深的爱。他最喜欢彭丽媛演唱的一首歌中的两句歌词：“老百姓是地，老百姓是天。”他在自己的一首诗中写道：“忧民所忧，想民所想，有苦同当，有乐同享。”这也是他走上领导岗位20多年来始终奉行的行为准则。 关心群众，先从身边开始。无论是当处长、局长还是主任，他都保持着一个几十年一贯制的习惯：每到一个新单位，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所有职工的家庭走访一遍。他的家访有三个特点：一是不占用上班时间，只在下班后、星期天和节假日进行；二是不预先通知，不用人陪，只凭一张工作人员住址表自己逐街逐户去找；三是不坐小车，只骑那辆已经成了他的“招牌”的破自行车。他这种要当领导、先如亲人的行为，使部下十分感动。一位信访办的干部讲：“我家离单位有20来里地，一天晚上9点多钟了，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是高主任，好像在路上摔了一跤，衣服上还沾着土，我的鼻子就酸酸的。有这样的领导，我们还能不拿出全部劲头干工作吗？！”高绍盛曾患有癫痫病，有时会突然昏倒。同志们关心地劝阻他：“你不要再这样走访了，万一在路上发病怎么办？”高绍盛笑着说：“没事，我兜里揣着个小纸片，上面有我的全部自然情况。再说，发病前会有前兆，我可以有两秒钟的时间选择地形，把车子一抛，就地卧倒。”他说得轻描淡写，同志们听了心里却似翻江倒海。 在高绍盛身上，共产党员坚强纯洁的党性同善良淳朴的人性达到完美的统一。他怜贫惜老，关爱最困难群众，大家说他是“不愿锦上添花，专爱雪中送炭”。他当市委办公厅行政处长时，处里有一位原来看管会议室的80来岁的叫王希良的老工人，没儿没女，退休后就住在会议室里边的一间小屋里。高绍盛看老人住的地方离厕所远，就把自己的处长室倒出来给老人住，自己则和几位副处长挤在一起办公。每逢春节、中秋节，他还把王希良老人同另一位已故职工的没有亲人的遗孀，一起接到家里，让妻子炒上一桌菜，烫上一壶酒，和两位老人一起吃顿饭，让他们享受一下节日的温馨与快乐。 市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反映，高主任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和爱护，真是到了无事不管、无微不至、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一个叫于淑香的老上访户，原是吉林市塑料五厂的工人，上世纪70年代因没评上先进而上访。这样的问题难以解决，她就连续上告，因不上班被工厂除名，也一直没结婚，住在弟弟家的半间小屋里。到了1994年，弟弟的房屋拆迁，她就没了住处。本来，这件事与信访办没直接关系，但高绍盛同工作人员讲，她没工作，没收入，精神上有些不正常，再无家可归，政府不管谁管？于是他亲自多次找政府开发办和房屋开发商联系，终于同意给于淑香安排一套一室一厅的住宅；但她又交不起扩大面积费，高绍盛又帮助联系到一个愿意用平房与她交换楼房居住权的房主，并自掏腰包代交了房屋过户手续费。窗户的玻璃坏了，他亲自带领工作人员给安上。高绍盛的“精诚所至”终于“感动了上帝”，这位连续上告20年的缠访户，向高主任表示“我再也不告了”。后来她在市场上摆了一个小果摊，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。 近年来，各级领导干部都有自己的扶贫联系户，但将贫困户变成亲密相处的朋友甚至是“通家之好”的，却很罕见。高绍盛作人事局长时的扶贫对象高远长，是蛟河市新站葡萄酒厂的下岗工人。经过积极扶持，这个工人买了个三轮车，干起了拉脚的活儿，又养鸡、养猪，日子过得红火起来。高绍盛离开人事局以后，两个人关系并没断。高远长的大女儿中专毕业，在市里找到工作，户口就落到了高绍盛家，这个姑娘谈对象，也请他这个“伯伯”给当参谋。结婚那天，新郎是从高绍盛家将新娘接走的。高远长从乡下进城从不空手，不是给他家背半袋青苞米，就是拎两辫蒜、拿一叠煎饼。高绍盛知道高远长爱喝两盅，则让他回程时带回几瓶酒。2003年末，高绍盛的老伴无意中得知，高远长的家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其爱人喜欢看电视剧，自家收不到，常常到邻居家去看。老伴和绍盛一商量，马上买了一台名牌彩电，赶在元旦前给老朋友送去。 真心换真情。高绍盛的平民朋友随处可见，他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有多少。他的两个女儿讲，和爸爸一起周末逛市场，经常会碰到有些人特别热情地往她们手里塞水果或冰糕，说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爸爸对他们的恩德。1996年正月初二，本溪市的一位离休干部因故离家出走想自杀，死前要了却两桩心愿：一是拜拜位于吉林蛟河的父亲的坟，二是要见见当年帮助他解决上访难题的高主任，表示一下最后的谢意。高绍盛此时已任市政府副秘书长，闻讯后设法将这位老人拉到自己家里，一边给他包饺子，一边对他百般劝喻，并通知本溪方面，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 力创一流的工作精神 从学生时代开始，高绍盛就以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。据校友回忆，他品学兼优，读中专时就是享誉校内外的“小雷锋”，他任团支部书记的班级是全校鼎鼎大名的“学大庆样板班”。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，是贯穿他各个阶段工作的一条红线。 在做市委书记秘书时，他总结出了个“秘书五忌”：“一忌架子大，二忌传闲话，三忌马大哈，四忌帮倒忙，五忌脑退化”。虽只寥寥数语，内涵却丰富而深刻，从中闪射出一名优秀秘书的决心与智慧。 市监察局的同志则津津乐道高绍盛带领他们创下的一页闪光的业绩。那是在1992年，国家监察部举办一次全国监察知识大赛，当时吉林市局决定由高绍盛负责抓这项工作。他先是让大家深入理解这是一次监察知识的大学习、监察能力的大练兵，然后将竞赛试题按处室分解包干，全局每个人都被充分动员起来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潮。大家废寝忘食地学文件、查资料、跑图书馆、打电话向有关方面请教和查询，最后经他审核形成一整套标准答案，组织全市监察系统人员集中反复学习，填写好试卷给部里寄去。结果一炮打响。据说监察部依据成绩分级摇奖时，摇出一个一等奖是吉林市的，再摇出一个还是吉林市的，再摇出一个还是，连北京市的公证员都沉不住气了，要求暂停，检查一下是否程序上有什么问题。最后这次大赛全国共取一等奖10名，吉林市就占了7名；吉林市监察局还被评为全国惟一的优秀组织奖。一位副局长带6名同志进京领奖，并代表全体获奖者在大会上发言，大大地风光了一回。 高绍盛接任信访办主任时，正值吉林市信访的多事之秋，一年集体访达370批次，平均每天一批次还多，三天两头，中央和省信访办就打电话或来函，不是让去领人，就是要求限期结案。他通过一段深入地调查，感到信访办要做好工作，关键是要解决集体访和一些纠缠多年的积案。于是高绍盛组织大家认真思考和总结，提出了抓超前疏导、抓共性处理、抓依法分流、抓领导责任、抓案前商策等措施。同时他亲自带领工作人员积极处理那些拖了几年、十几年的上访疑难案件，仅到任第一年他就亲自接手处理了30多件。通过信访办全体人员一年多的奋力拼搏，终于柳暗花明。从1993年起，吉林市连续三年进京上访人数保持为零，到省城集体访的批次在全省各市州中数量最少。在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信访工作会议上，吉林市信访办被评为“全国信访工作先进单位”，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家人事部的表彰。 共产党人的强烈责任意识，多年来刻苦学习理论的习惯，使得高绍盛无论在任何工作岗位，都能深谋远虑，站在时代的制高点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。1996年在市人事局长任上，经过深入学习和思考，他敏锐地感受到人才资源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特殊重要性，提出了“把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作为人事局工作主线”的思路，发出了“举贤荐才，匹夫有责，以人为本，振兴江城”的呼吁，开展了全市“万人觅宝寻才大荐贤”活动。市人事局向市民发放荐贤卡，设立“伯乐信箱”、“伯乐热线”，并对群众推荐的人选进行科学的测评与考核，发现和录用了一批很有价值的人才。同时，他们还在全省全市第一个实行不唯学历、不凭年头的专业职称破格评审，第一个在农民中评定技术职称，第一个实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，第一个推行机关文明用语、挂牌服务，并在所有处室都配备了电脑。 高绍盛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关于人才工作的一系列崭新观点，所开创的一系列难能可贵的“第一个”，以及发表在国家、省级报刊上的一系列精辟切实的工作论文，都充分反映出他的理论思维水平和战略眼光、他的敢于“第一个吃螃蟹”的过人胆识和他的超越平庸力创一流的开拓进取精神。 纯净充实的内心世界 他人第一，少想自己，成为高绍盛的一种处世理念和人生境界。机关干部中传颂着他一让工资两让住房的感人事迹。还是在他当领导秘书时，遇上一次人数只占15%的工资调整。由于工作优秀，大家通过民主讨论倾向将一个调资指标给他，他坚决不要，让给了别的同志。他任行政处长期间曾主持建起一栋家属楼，鉴于他住房狭窄，厅领导决定分给他一套三室一厅的新房，他说自己来处里时间短，应该往后排，把这套房子让给了机关食堂一位退休的老工人。第二次让房是他任人事局长时，局里建了一栋住宅楼，单位的拥挤户多数都住进了新房，但他自己硬是没要。常务副市长李万良和副市长陈福非常关心高绍盛的住房问题，李万良副市长亲自批示“不能让老实人吃亏”。在李市长的直接过问下，他才住进了一套比较宽敞的新房。 涉及他的住房，还有一件趣闻：那还是他在监察局的时候，一次局里的几个人在围看单位职工家庭住址表时，玩起了游戏，一个人将表上的姓名捂住，指出住址，让大家猜这个人是谁。猜来猜去，当指到“华南小区勤俭胡同俭朴楼”时，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“这么旧的俭朴楼，那就是高局长了”，一看，还真猜对了。即使与普通工作人员相比，高绍盛的居住条件也不算好，他却甘之如饴，一让再让。 在权力的运用上，高绍盛在公与私之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。他很爱他的家庭。妻子是他中专时的校友，几十年来与他相濡以沫，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。他很珍视妻子的这份真情，银婚纪念日那天，经他提议，全家四口人骑着自行车，带上吃的，到松花江边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郊游，在草地上微雨中照了一张“全家福”，每个人的笑容都是那么灿烂甜美，其乐融融。但是，当妻子因企业破产下岗后，他却不肯运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给她找一份工作，以至她至今仍然每月只能领取700元的退休金，甚至不能享受到医疗保险。 高绍盛很钟爱他的两个美丽、聪明、懂事的女儿。从上小学开始，就经常给她们订刊物、买书，和她们一起看电影，带她们到松花江边欣赏大自然，在她们读大专时就督促她们写入党申请书。但是，对女儿们物质方面的需求，他则表现得很“吝啬”，从不允许女儿“沾”自己手中权力的“光”。高绍盛担任市人事局长期间，正赶上小女儿高歌大专毕业，大女儿高兴所在企业破产。孩子们渴盼爸爸给安排个象样的工作，高绍盛却对女儿说：“凡是依靠父母的，都没有大出息。我是把‘破椅子’，靠不住，只能靠你们自己。”当时有一位单位有空编的局长很敬佩高绍盛的为人，跟他讲：“别人我不管，你的孩子我安排。”他却谢绝了。两个女儿恳求、流泪都没有用，只好自己到人才市场去应聘。最后，她们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努力，分别被一个工程监理公司和中国联通吉林市分公司聘用。因工作出色，小女儿已成为中国联通吉林分公司营销部副经理；大女儿不但成为公司的工作骨干，考取了“监理工程师”和“注册造价师”两个执业资格证书，还能写一手感情优美细腻、文笔清新飘逸的散文，成为《江城日报》副刊的优秀通讯员。对此，她们的母亲不无自豪地说：“是一个‘不负责任’的父亲造就了两个独立生活能力强的女儿。”女儿则说：“我们理解爸爸，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爱我们，让我们远离物质，锻造精神，自强自立。” 自奉俭约，对自己严格得近于苛刻，是与高绍盛共事过的同事对他的一致评价。无论是当局长、主任还是副秘书长，他都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，从不坐小车，以致有人叫他“自行车局长”。他下基层很少打招呼，不要车接，不住高级房间。在做监察局副局长时一次去下边搞调研，他硬逼着接待人员将每宿20元的“高间”退了，改住6元的。在对待钱物上，高绍盛从来是一清二白。他在信访办时曾向全体职工宣布：“谁要送我钱物，我就把它交到党支部去。”这样一来，谁也不敢触犯这条禁令。一次他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得到300元奖金，加上得到点稿费，他统统拿出来，给信访办每人买了一双袜子。大家开玩笑地说：“咱高主任不是以权谋私，而是有权‘倒贴’。” 高绍盛不吸烟、不喝酒、不打牌，但却不古板拘谨。他富有生活情趣，热爱大自然，热爱生活中的美好事物。他喜欢收藏各种紫砂壶，爱好绘画、木刻、摄影和制作浪木、根艺，是松花江浪木艺术研究会创始人之一。有人问他：“你的工作一直很紧张，为什么还能有这么多爱好，为什么你总有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？”他回答：“正是因为工作紧张，业余爱好成了我难得的心理调节和精神享受。我觉得，一个人的乐趣存在于奉献中、存在于奋斗中、存在于求索中。只要将心态摆正，生活中快乐无处不在。” 宋词有云：“素月分辉，明河共影，表里俱澄澈。”这句话借来形容高绍盛的党性、人格非常贴切。他作为曾经省、市委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，作为“三个代表”的忠实践行者，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点：一个是真，表里如一，说做一致，几十年始终一个劲；一个是纯，纯得近乎透明，纯得不掺一点杂质，纯得令人折服和钦佩。 高绍盛，一名优秀共产党员！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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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国江城吉林市，凡是认识高绍盛的人，几乎有口皆碑。有人说他是“另类”，但绝大多数人却发自内心地说他好。普通工人说他是“共产党员的楷模”；人才专家说他是“时代需要的社会脊梁”；机关干部则说：“如果领导干部都像他这样，我们党的凝聚力、战斗力会更强，我们国家的发展会更快”。